标是实现了的,但付出的代价也极大，公社化加上统购统销,农民只有最低的供应，几乎被剥夺了剩余价值。

这种情况在风调雨顺之时,倒是不会有什么问题,而一旦出现灾害,那么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基本等于零。

这里还有一个最直观的例子，比如农民主业田根据国家规定种植了农作物,而自留地,原本有自主权,可以种一些补充作物,但是到了1958年，就连这最后一点自留地自主权也被剥夺了，将农民最后一点风险抵御能力也被消灭了，而后灾难便来临了。

因此，就总理的观点来看，他这是要反冒进，不过这个观点在年初时被主席批评过,提出了反反冒进,主席认为要快,不管是公社化,还是工业建设全部都要快,这样农民虽然短期受了一点苦,但是工业化实现后，就不用长期受苦了。

弼时见总理欲言又止,便也沉默了下来，三年自然灾害的事大家都知道了,相关的资料也都看过,问题摆在那里，它很复杂吗?一点也不复杂，作为一个政府来说，如果这点基本的应对能力都没有,那是不可能的。

可现在的问题是,如果将处理这场灾害当成第一要务，那么全国的各项建设就必须要做出让步,这就是慢,是&039;反冒进’，而反冒进是受到批评的,那么就只能快，可如果继续持行快的路线,那么灾难无法避免,逻辑或者就规律就是如此,非常的简单。

湖南的农民对少其说,这场灾害是‘三分天灾、七分人祸&039;，总理下乡时,农民对他说,‘你们骗我们,过两年你们也得饿死&039;。

大家都是国家的高层管理,都是一群智商超群的人,假设真的处理不来,那么国内一堆研究历史的,古代政治的，学古代应对灾害也学得会,可问题又不是那么简单,因为这是政治上的’路线问题,快（冒进)是正确，慢(反冒进)是错误，怎么搞?

两人沉默了好一阵,弼时说道:“这个事情还是请示主席吧,如果要准备的话,最迟明年第一季收成前就必须要做出规划了。”

总理点了点头说道:“二五计划9月份就已经制订完成，如果正常实行的话还是能够实现的,但如果继续当前的这种快进的方式，恐怕就像今年二月份一样,各省各地层层加码,要大搞浮夸风,到时就不好收场了。”

弼时推了下眼镜说道:“亩产万斤、放卫星,实在是荒堂。我简直无法想象,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干出来的事情,都成为后世笑料了。“总理顿时面露尴尬,说道:“方叶曾经在私下对我说，国务院是草台班子，他是一点情面也不留,这两年来我是认真反思过的,也想做出一些改变,将国家管理逐步正规化,但目前这种情形。”

总理叹了一口气,又沉默了起来,就见弼时说道:“小方这人你知道他的脾气,四十多岁的人了，很多时候思考问题一点也不成熟,说话没大没小,对于政治就如他自己所说，一窍不通,也就是我们这些人对他这样,将来若是不改总要等到吃亏后，才知道厉害。”

总理却是说道:“话说得难听,但忠言逆耳,他说的也是没错的。国务院对各省各地的管理能力很弱，地方工作各自为政,政策下去了就急风急火不假思考的强力推行到底,不给政策就不动,工作缺乏规划和主观能动性,国务院让他们规划,只能做五分的工作,直接搞成十二分上报上来,还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能搞成,官僚、浮夸、政治站位排第一。”

弼时点了点，也有些无奈的说道:“这股子歪风邪气确实愈刮愈烈,但就如主席所说,士气可鼓不可泄,现在这个时候退堂鼓是肯定打不得的。”

“难办啊。≈ot;总理的眉头拧了起来。

总理曾经也听从了方叶的建议,认为该管的就管,不要担心被认为是在&039;抓权&039;，可现实情况并没有方叶想的那么简单。

52年和56年,他两次被整得灰头土脸,，一次吓得直接将权力交到计划委员会给了高冈，自己只敢管外交，高冈下台后，国务院重新管起了事,可今年的一个‘反反冒进’下来,差点就被拉上台批了,要不是自己知进退，长袖善舞,怕是也不见得会有现在的局面。

所以总理目前处在什么境地呢?就好比被一团乱麻包围,他想从中间理顺,但是根本没有这样的时机。

历史上他从坐上总理的位置开始，一直到鞠躬尽瘁,都在全力维持着这团乱麻让他尽量不会更乱,所以方叶对国务院的评价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客观的,他不是不知道怎么做,而是根本没办法做,真要那样做了，那就是′路线错误&039;。

从&039;五马进京&039;、‘反反冒进、‘反右倾&039;到&039;大跃进&039;、‘文化大革命&039;，一系列的运动期间,国家政府能够保持相对正常的运作,可以说总理是真的做到了尽心竭力,要不是他豆腐上雕花，政府的工作恐怕早就瘫了。

世人究竟如何评价这事千般人有千般评价,但是从当时其中的一个角度,也许可以窥见一斑，